昨日，王书金的辩护律师朱爱民称，休庭后，河北省高院还未通知他前去查阅案卷，何时再开庭审理，也是待定。河北省高院称，开庭时间将会及时在官方微博上公布。

　　针对“聂树斌案”的调查是否有结果，河北省高院回应称目前没有相关消息。聂树斌因涉奸杀案于1995年被枪毙，10年后，王书金供认自己才是该案真凶，并在一审后就此上诉，引发社会关注。

　　河北高院：

　　官微将及时发布开庭时间

　　6月25日上午，王书金案二审由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邯郸中院再次开庭。检方当庭出示了聂树斌案中被害人尸检报告等部分证据，力证王书金非聂案真凶。

　　因是首次看到这些证据，且都是复印件，辩护律师朱爱民休庭查阅聂树斌案案卷的请求获准。

　　“我还没有接到河北省高院前去查阅聂树斌案案卷的通知。”昨日下午，朱爱民称，因河北高院要从检察院调取卷宗后，才会通知他阅卷，“具体何时会让我查阅，并没有法律规定”。

　　就再次开庭的时间，朱爱民也称，从刑事诉讼的角度来说，法院会根据案件的进展情况以及与律师的沟通情况，来确定开庭时间。但“具体的开庭日期，由法官根据审理的情况来掌握”。

　　河北省高院宣传处的一名工作人员也称，“一旦开庭时间定下，将会通过官方微博及时发布”。

　　辩护律师：

　　检方证据存“先天不足”

　　对于检方在庭审中出示的聂树斌案尸检报告、现场勘验笔录、被害人家属笔录等新证据，朱爱民表示既感到欣喜，又发现这些证据材料的问题。朱爱民说，上述材料显示聂树斌案案卷做得非常粗糙，可以称之为“先天不足”，不合形式要件。

　　其中在尸检报告中，两个法医一个有签字无章，一个有章无签字，且章也为私章。“现场勘查笔录中，居然连方位示意图都没有。”朱爱民说，“这从程序上就存在瑕疵，何以能让人信服。”

　　王书金供认为聂树斌案真凶后，河北相关部门曾表示调查该案，但8年后也未公布结果。对此，河北省高院宣传处昨日回应称：“目前还没有得到相关业务部门的消息，具体是不是再查，他们也不清楚。”

　　■疑点

　　1 自认真凶为多活几年？

　　“王书金供述时不知聂树斌案”

　　在王书金案二审再次开庭前后，有人认为，王书金之前已知聂树斌案，被抓后自知难逃一死，而自认聂案真凶，目的就是故意制造聂案悬疑，让法院一时无法对自己进行终审判决。

　　“这种说法是不合适的。”朱爱民称，第一次会见王书金时，王就和他说自己主动供述时，“根本就不知道有聂树斌这个人，也不知道聂树斌因为他做的案子已被执行死刑10年。”

　　朱爱民还再三强调称，王书金是在被河南警方抓到并移交至河北广平警方后，主动供述了聂树斌案是其所为，并且直到供述结束后，才从办案民警处得知聂树斌案。

　　在得知之后，王书金仍坚持“聂树斌案”是其所为。朱爱民转述王的话称“自己做的事，自己就要承担，不是为别人开脱”。

　　2 聂树斌案过分依赖供述？

　　“判决书缺失证据说理不充分”

　　根据1994年10月26日《石家庄日报》刊登的一篇题为《青纱帐迷案》的文章报道：1994年8月5日康某失踪，8月10日其父报案，8月11日石家庄市郊区公安分局100多名干警在一块玉米地里发现了尸体，认定为强奸杀人案。

　　报道称警方根据“一骑蓝色山地车男青年到处游荡，还尾随青年妇女”的线索，锁定聂树斌。

　　“他只承认曾调戏过妇女，拒不交代其他问题。干警们巧妙运用攻心战术和证据，经过一个星期的突审，这个凶残的犯罪分子终于在9月29日供述了拦路强奸杀人的罪行。”该篇报道如此叙述。

　　据聂树斌案再审期间辩护人李树亭介绍，本案是1994年8月5日案发的，直到8月11日才发现遗体。由于期间正值盛夏，且曾有过大量降雨，以至于尸体被发现时已经高度腐烂，更无从在泥泞的路面上提取鞋印等客观证据。

　　对此，据聂树斌的母亲描述，其儿子曾托律师带出话来说认罪“都是打的”。

　　李树亭也表示，正是由于客观环境发生巨大变化，造成了本案高度依赖言词证据。此前案件在一审、二审期间，由于本案涉及奸杀女性而没有公开庭审，而判决书也没有载明到底依据了除言词证据外的哪些客观证据，使得案情更加扑朔迷离。

　　对此，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称，法院做出这样的判决书不能说不行，但“太简单，太草率，关键证据以及被告人供述不写进判决书，说理不充分”。

　　3 聂树斌案为何无DNA鉴定？

　　DNA鉴定运用当时不普及

　　根据聂树斌案判决书，可以发现，认定聂树斌构成犯罪的证据包括：有罪供述、指认现场、现场勘查、确认被害人衣物、证人证言等。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研究人员、尚权律师事务所刑辩律师毛立新表示，纵观目前披露的全案证据没手印、没脚印、没精斑，也没有做DNA鉴定，连康某系被谁奸杀的都不知道。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学权，曾主持教育部2007年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DNA证据研究》。其介绍，1987年英国首次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引入了DNA鉴定技术，国内紧随其后于1988年在辽宁的一起强奸案件中开始使用，但直到九十年代初，我国对此技术运用并不普及。

　　究其原因，陈学权表示有三点：一是作为新技术，司法机关认识和接受需要一个过程；二是受技术限制，当时地、县司法机关不具备此技术，且该技术对检材要求高。以赵作海案为例，当时地方司法机关将此案的检材送往公安部鉴定，但受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公安部未能做出鉴定；三是当时DNA鉴定的成本较高，而各地的办案经费又都有限。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陈学权指出当时政策层面对于命案是否需要进行DNA鉴定并没有做出硬性规定，不过近些年伴随佘祥林、赵作海等冤案的出现，司法机关针对死刑案件的指导意见已渐趋明朗，即命案原则上都要进行DNA鉴定。不过陈学权同时强调，DNA并不是唯一的手段，如果其他证据确实、充分，没有DNA证据，也能定案；反过来，即便有DNA证据，但其他证据缺失，也不能定罪，例如在强奸案件中，即便被害人身体上留下了被告人的DNA，但如果没有证据证明性关系的发生违背了被害人的意志，也不能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