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京报社论

    重庆高考生伪造民族身份，骗取加分事件，并没有平息，虽然石柱县副县长因此受舆论抨击，高考状元何川洋失去进入北大的机会。但他们只是重庆31名“假民族考生”中的一部分，重庆市联合调查组依然拒绝公开造假的其余29人。舆论也因此没有平息。

    新华社此前发文质问，不对外公布造假者名单，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联想和揣测：没有被揭穿的造假考生，有没有更深的背景，更多的腐败现象和幕后交易？而7月6日《广州日报》也报道，此次查出6名虚假民族考生的巴蜀中学一位老师表示，“该校学生的父母，大多非官即商，很有办法”。这些信息不禁让人质疑，“不公开”的背后到底是什么？

    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涉及公民切身利益，或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信息，政府应当主动公开。而在此次的重庆加分事件中，那些弄虚作假的考生，已使其余考生的“切身利益”和高考录取的公平受到损害，所以公开名单理所当然。

    因为“加分门”的“流行”，去年巫山县的高考文科状元龚余失去上北大的资格，去年的重庆文科状元刘超然也差点没上成北大……不透明的“加分门”，必须让它晒晒阳光，才能还当地数以万计的考生一个公道。

    重庆如今对舆论要求公开名单的呼声不理不睬，看来，由当地自动进行改正，已是近乎奢望。那么依《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考生或其他公民有权向相关政府部门申请获取造假名单信息；政府机关应在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这是法律赋予公民的知情权，而不是个别“调查组”可以自行决定的。重庆相关部门若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那么监察机关、或上一级行政机关也应介入，责令改正，并追究决策者的责任，维护信息公开制度的严肃性。

    实际上，重庆“加分门”发展到目前，已经不是一个高考生加分、录取问题，而是一个公共事件———政府应向公众证明公权力运作的公正，乃至公务员自身的廉洁，补救之前个别公务员的徇私舞弊给社会公正带来的损害。

    也就是说，除了公民个人、监察机关上一级行政机关可以适时介入，对于“加分门”中可能存在的公务员渎职、腐败的行为，司法部门也应有所作为。

    查阅有关法律，虽然刑法第418条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收学生工作中徇私舞弊罪，只是针对招录，并不适用于“加分门”；但“加分门”中涉及户籍和学籍管理的多个部门，肯定要依赖关系打通环节，人们有理由相信，另外的29人也同样有不正当的“利益输送”，甚至是赤裸裸的权金交易，可能涉及渎职犯罪、贿赂犯罪。面对如此多的“线索”，司法部门应依《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职权，主动追查“加分门”中可能的腐败犯罪活动，即使经查实后只是一般的违法行为，不构成犯罪，也算是给民众一个交待，而不是让“加分门”自此不明不白地被人遗忘。

    何川洋父母当年为其改变民族成分时，才14岁，他不应为此背上十字架。但如果没有公开究责，不给民众一个交待，如果不公正的考试环境还在继续，诚实考生的利益还在受损，那如何杜绝“加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