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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量刑建议的实践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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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晓玲  来源:网络  阅读:

 

摘要:量刑建议发挥着实现刑罚个别化,保护未成年被告人合法权益的积极意义。实践中,未成年检察部门应注意行使量刑建议权的方式、酌定量刑情节因素,慎重对待量刑建议未被判决采纳的情形。

关键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量刑建议

    量刑建议权,也称求刑权,是指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就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建议和要求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处以特定的刑罚,即在刑种、刑期、罚金数额及执行方法等方面提出的具体建议。

    我国的公诉权从属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诉权的自然要求,其同样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2005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门出台了《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试点工作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授权上海市等11个省、市级检察院在本级及其所辖检察院范围内开展试点。今年2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又出台了《人民检察院开展量性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为各级检察机关积极推行量刑建议制度创造了有利条件。本文试结合未检部门办案实践,从量刑建议的法律依据、意义及具体操作中的问题等,做一些思考并提出看法。

一、量刑建议权对保护未成年被告人利益的积极意义

(一)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量刑建议权有助于法院更加正确、高效地行使审判权,作出公正、科学、准确的判决。在庭审过程中,检察机关通过行使量刑建议权,对量刑标准予以明确,控辩双方就量刑问题进行辩论,使审判机关能够在兼听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辩护意见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控、辩双方的量刑标准,因而作出的判决会更加科学、公正,量刑随意性则相应减少;且由于控辩双方都参与了量刑过程并对量刑问题充分辩论、发挥影响,使被告人对法院的最后判决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还易于接受量刑结果,因此有利于减少上诉审或抗诉审的发生,更大程度地保证司法效率,降低诉讼成本。同时,伴随着量刑程序的透明化、公开化,被告人对自己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也会有更加清晰的认识,能够促进其发自内心的认罪服判,增强其在服刑过程中的教育改造效果。

(二)有利于实现刑罚个别化,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上海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过程中,由于始终重视保护未成年人利益与保护社会利益的统一,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立足教育,着眼挽救,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贯穿于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全过程,且从审查逮捕阶段开始接触案件至审查起诉阶段,未检部门有一个相对充分的时间来全面掌握案情,深入了解涉罪对象的犯罪原因、成长过程、心理特征、悔过表现等,因此,其提出的量刑建议,能够充分考虑未成年被告人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将宽容、同情、人道等道德因素纳入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兼顾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双重目的,充分体现刑罚个别化原则,从而有助于审判机关作出公正、科学的判决,有利于实现对未成年被告人诉讼权益的有效保护。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量刑建议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关于行使量刑建议权的方式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开展量性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规定,在办案实践中,对于采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简化审的被告人认罪案件,公诉人可以在起诉时即提出较为明确的量刑建议。因为此类案件犯罪事实和情节清楚,公诉人对被告人的态度和证据证明力亦有充分、全面的了解,检察机关根据审查认定的事实提出的量刑建议与法官经调查后所作出的量刑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公诉人在起诉时即提出量刑建议较为妥当。而对于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公诉人除了在起诉书中就该案所适用的具体法律条文及其量刑幅度提出概括性意见外,在法庭调查结束、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时再提出明确的量刑建议则较为恰当。因为此类案件往往案情重大、复杂,随着庭审活动的推进,案件事实有可能发生变化,甚至罪名也可能变更,因此,在法庭调查后再提出量刑建议,则可以综合考虑庭审过程中的一切不确定或变更了的因素,更加全面、稳妥、有说服力;且在之后的法庭辩论中,被告方对公诉人的量刑建议有足够的机会提出异议,从而更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当然,对于那些出于法律对被告人的特殊保护(如聋哑人等)而必须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如果其犯罪事实、情节清楚,被告人亦认罪的,公诉人也可以在起诉时提出明确的量刑建议,以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对于量刑建议的具体实现方式,《指导意见》第十一条指出:“一般应制作量刑建议书,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也可以在公诉意见书中提出”;“对于人民检察院不派员出席法庭的简易程序案件,应当制作量刑建议书”。由此可见,量刑建议宜采取单独制作量刑建议书或者与公诉意见一并提出的形式,而不宜写入起诉书。这种形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于,检察机关建议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简化审的被告人认罪案件,如果被告人当庭翻供或法院不同意适用此类程序,则要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而检察机关根据审查起诉认定的事实和被告人的认罪态度所作出的量刑建议,就可能随之在庭审中作出修改,并势必有损起诉书的严肃性和稳定性。因此,单独制作量刑建议书,公诉人即可在庭审情况发生变化时掌握较大的主动权,并可在发表公诉意见时当场提出变更后的量刑建议;因起诉书与量刑建议书分属两个文本,而量刑建议的变化则不会引起起诉书内容的改变。

(二)量刑建议应注重酌定量刑情节因素的影响,体现刑罚个别化

    高检院的《指导意见》比较概括地规定了量刑建议中应包括的内容,如对提起公诉的被告人适用的刑罚种类、幅度及执行方式,除考虑法定情节以外,对被告人的认罪态度等酌定情节也要有所考量。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未检处有关量刑建议书基本格式的制作说明中,也详细规定了包括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好坏、赃物追缴、退赃退赔、和解情况、被害人对被告人的谅解态度、平时表现、社会调查等酌定情节的量刑建议内容。这些规定结合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点,从维护未成年被告人合法权利益出发,立足于对其矫治与挽救,对影响定罪量刑的相关因素都作出了全面、周到的考虑;上海还将对被告人家庭、成长与学习经历、犯罪前科、劣迹、犯罪原因、再犯可能、社会危险程度等方面所做的综合社会调查报告,也纳入量刑建议的考虑因素,既有助于公诉人准确、公正地提出量刑意见,也有利于法官对未成年被告人作出全面、客观、公正的判决,使每一个案件的刑罚都能恰如其分地体现个案特征,更好地实现刑罚价值。

(三)有关量刑建议未被判决采纳情形的处理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量刑建议只是一种建议权,只是为法官的量刑提供一个参考,只是为被告方有效行使辩护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一个平台,它并不要求法官的量刑与量刑建议完全一致。单纯以量刑结果来武断、片面地评价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正确与否,有违建立量刑建议权制度的初衷。但基于检察机关身份的特殊性,如果法官的裁判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差异太大,则应当有相应的约束机制和解决办法,这就涉及到了量刑建议权的效力问题。

    《指导意见》第十九条规定,当人民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未被法院采纳时,如果检察机关经过审查,认为判决、裁定量刑确有错误、符合抗诉条件的,可以经检委会讨论决定后向法院提出抗诉。但规定同时指出,“不能单纯以量刑建议未被采纳作为抗诉理由”。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当出现量刑建议未被法院判决采纳的情形时,检察机关应当认真分析不采纳的原因,究竟是由于影响量刑情节的事实发生变化,还是出于检、法两院对量刑有不同的意见。对于后一种情况,应首先听取法官关于量刑的意见,并在查明量刑建议不被采纳是否有合理理由的情况下予以区别对待。如果量刑建议未被采纳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或合理理由的,应当正视判决结果,并总结经验;如果量刑建议应当采纳而未被采纳的,法官或判决书中又未合理说明原因的,应当视为不采纳理由不成立,并将这类案件列为重点监督对象,针对不同情形采取不同的监督措施:(1)如果法院的量刑畸轻或畸重,即重罪轻判或者轻罪重判,量刑明显不当、符合抗诉条件的,检察机关应依法提起抗诉;(2)如果法院的刑罚裁量偏轻或偏重,但判决结果仍是在刑法规定的处罚幅度内,且没有其他得以抗诉理由的,一般不宜提起抗诉。在实践中,时有发现法院判决在影响量刑情节的事实未发生变化,案件情况也基本相似,而刑罚适用却不一致的状况。其原因一是同一法院不同法官之间的量刑尺度缺乏统一,二是同一法官在一定时期内对情况相近的案件的量刑尺度缺乏稳定性。对此,检察机关有必要从法律监督角度出发,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归类,适时以公函或检察建议的方式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督促其认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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