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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例非婚生子女抚养费纠纷的法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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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Lawpass.com  阅读:

 

一、案情介绍

    周某在与许某结婚之前,曾经与徐某发生通奸关系。1965年3月20日,许某与周某登记结婚,同年12月29日,周某生下一子许乙,后双方因夫妻感情破裂,周某与2002年1月21日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同年9月30日法院判决准予双方离婚。诉讼期间,周某对许乙进行亲子鉴定,结论认为徐某与许乙之间存在亲子血缘关系,与许甲没有血缘关系。2002年12月,许某提起诉讼,要求周某、徐某共同赔偿其对许乙的抚育费损失2000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法院认为,周某在婚前与徐某通奸怀孕生育许乙,周某与许甲结婚后直至双方离婚前,周某隐瞒了与徐某非法通奸并怀孕的事实,欺骗了许某,从而使许某在与周某婚姻存续期间履行了法律上应当由徐某履行的抚养义务,由于周某与徐某共同过错的行为,侵犯了许某的合法权益,给许某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且许某与周某已经离婚,故周某、徐某对许某抚养非婚生子许乙而造成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许某要求周某、徐某精神损害方面的赔偿,因无明确的法律依据,且未构成精神损害,对此请求不予支持。判决:周某、徐某赔偿许某人民币8633元,周某、徐某互负连带清偿责任;驳回许某要求周某、徐某赔偿精神损失费的诉讼请求。

 
二、法理说明
 
    本案在现实中比较少见,属于疑难民事案件,对本案的正确处理,首先需要对本案的性质进行分析,并且分析本案中涉及的法律原理。本法律意见对案件中涉及的法理进行如下说明:
  (1)本案的性质究竟是什么?
   本案究竟是抚养权纠纷还是侵权纠纷?因为本案的诉讼要求是许某要求周某和许某返还抚养费,其理由是许乙并非许某的亲生儿子,而是周某与许某通奸后所生的儿子。还有人认为本案属于欺诈性抚养关系的侵权行为,即将周某和徐某的行为定性为侵权行为,其行为本质是一种欺诈行为,在本案中许某则是被害人。(见杨立新的观点,新类型侵权行为系列8)还有人认为本案属于无因管理案件,理由是许某抚养许乙,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理由,同时使他人收益,而自己遭受损失,因此属于无因管理。
    本文对这三种观点展开解析。
    首先本案是否属于抚养权纠纷?本文认为本案不是抚养权纠纷,抚养权纠纷确实与子女抚养有关,但是抚养权纠纷一般是对抚养权归属的争议,抚养权纠纷的核心是抚养权的归属问题,至于抚养费用的承担则不是抚养权纠纷的主要方面。本案的当事人对抚养权归属没有提出争议,许某抚养许乙已成事实,他们争议的焦点是抚养费用的承担问题。
    其次,本案是否属于欺诈性的抚养关系侵权行为?按照杨立新老师的说法,“欺诈性抚养关系的侵权行为在主观方面存在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主要形式,就是故意的欺诈,明知子女不是对方的亲生子女却谎称为对方的亲生子女。另一种形式是过失,即配偶一方不知道所生的子女为对方的婚生子女,经过亲子鉴定才知道不是对方的亲生子女,这虽然不是故意所为,但是其后果还是构成欺诈,因此也应当负有侵权的后果责任。”本文认为这种观点貌似合理,但是仅仅孤立地从侵权行为法的角度来考虑了本案,而没有结合婚姻家庭法的相关法学原理和具体的制度。此外,如果将这种行为认定为侵权行为,则表明侵犯的是对方的财产权,行为本质是欺诈行为,这样的话这个案件就相当于是一个普通的欺诈行为,只不过和子女抚养关系有关,那样的话就没有必要将其单独作为一种所谓的新型的侵权行为。而且,本案的具体情况和一般的欺诈行为有很大的不同,周某和许某其实是由于害怕奸情暴露,而不敢向许某透露事情,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掩盖真相,而非为了骗取抚养费,这一点通过一般的社会常识就可以判断出来。
    再次,本案是否属于无因管理?本文认为本案肯定不是无因管理案件。我国《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从事实上说,许乙确实不是许某的亲生子女,但是许某对许已的抚养不是看在事实上是否“无因”,而是看法律上是否“无因”。而且,本案中许某根本没有避免许某和周某利益受损的管理意思,很难说是构成了无因管理。所以本文认为本案许某对许乙的抚养在法律上是有因的,理由是,在没有做亲子鉴定之前,许乙在法律上确实是许某的婚生子女,理由是,许乙是在周某和许某婚姻关系期间出生的(周某曾经与徐某发生通奸关系。1965年3月20日,许某与周某登记结婚,同年12月29日,周某生下一子许乙),这一点在时间关系上比较明确。因此,认为本案属于无因管理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二)本案涉及哪些法律以及法律制度
    本分析报告首先肯定杨立新老师的一些观点,他认为本案属于欺诈性质的案件,事实上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例如某女与某富商发生过性关系,该女子后来怀抱小孩,谎称小孩是该女子与该富商所生,从而骗的抚养费,那么这显然是一个诈骗行为,不光涉及侵权,如果达到诈骗罪犯罪构成的,还会承担刑事责任。
    但是本案的性质完全不同,周某与他人通奸,并且在与许某婚姻期间生下了儿子许乙,那么许乙在法律上就是周某与许某在婚姻期间所生的子女,就是婚生子女,也就是说,法律完全将许乙视作周某与许某所生的子女,其地位是婚生子女而不是非婚生子女。这可能涉及到非婚生子女以及婚生子女等核心概念的理解。严格来说,婚生子女必须具有父母的血统,在子女与父方的关系方面,各国法律都采用推定制度来确定子女与父方的关系:在婚姻关系中受胎的,母之夫即为子女之父;夫妻在受胎期间未同居者除外。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子女出生前的181日至302日为受胎期;夫妻在受胎期同居者,所生子女为婚生子女。《法国民法典》以子女出生前的180日到300日为受胎期;结婚达180日以上所生的子女,婚姻终止后300日以内所生的子女,均为婚生子女。《苏俄婚姻和家庭法典》规定,如父母处于婚姻状态,则婴儿的出生,由父母的结婚证加以确定。符合这一规定的子女即为婚生子女,夫在妻受胎期间未与之同居,是提出否认非婚生子女之诉的事实根据。
    因此,一般来说,只要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及根据一定的受胎日期来综合考虑子女是否属于婚生子女。在本案中,许某婚后未提出异议,可见其认可了周某所生儿子而其儿子,因此在法律上,许乙就是周某和许某的儿子,既然如此,许某当然地负有抚养义务。
    由于我国婚姻法对非婚生子女的规定极为模糊,法律条文很不完善,《婚姻法》第25条仅仅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因此在出现类似的案件时,只能通过民法基本原理,参考国外的立法,结合案件实际情况,综合判断。所以,本案真正涉及的法律制度是婚姻家庭法,而不是侵权法。
    (三)本分析报告对本案的定性
    本文的观点是,许乙是许某与周某婚姻关系期间所生,在抚养期间许某也没有提出异议,因此在法律上许乙是许某和周某的婚生子女,许某当然地负有抚养义务,但是在亲字鉴定程序之后,许乙在医学上被认为不是许某的亲生儿子,这是一个事实判断,许某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进一步确认其在法律上和许乙没有亲子关系,同时要求周某和许某赔偿。那么,许某要求赔偿的依据是什么呢?本文认为其依据是周某和许某构成不当得利,理由是,由于周某和徐某生了许乙,但是两人隐瞒了这一情况,导致他们应该承担的抚养义务不合理地由许某承担。
    因此,本案在定性上将许某遭受的损失,以及徐某对抚养义务的解除,认为不当得利应该更为合理。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正当理由,自己获得利益,而导致他人遭受损失。我国《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 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是,双方当事人必须一方为受益人,他方为受害人;受益人取得利益与受害人遭受损害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受益人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即既没有法律上、也没有合同上的根据,或曾有合法根据,但后来丧失了这一合法根据。
    在本案中,在许乙没有做亲子鉴定之前,许乙在法律上是许某和周某的子女,许某和周某都负有抚养义务,许某不负有抚养义务,但是在亲子鉴定结果出来后,徐某不负抚养义务的理由在法律上已经消失,而许某负抚养义务的原因也消失。徐某消极地享有了一定的利益,而许某则遭受了一定的损失,且两者之间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三、处理意见与理由
 
    根据上文对本案案情的介绍以及对相关法学原理的介绍,本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案的处理结果以及理由如下:
    第一,周某和许某赔偿许某对许乙的抚养费。理由是,经过亲子鉴定后,许乙被确认不是许某的亲生儿子,因此许某对许乙不负抚养义务。但是抚养已经完成,对许乙的抚养造成了许某财产上的损失,这一财产支出本来应该由周某和徐某负担,周某和徐某构成不当得利。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不当得利应该返还,因此周某和徐某应该返还许某的抚养费。
    第二,许某要求周某和徐某精神损害赔偿的要求没有法律上的依据,理由是,周某和徐某的行为并没有构成侵权行为,仅仅是不当得利行为,不当得利是债的发生原因之一,但是不当得利绝对不会产生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显然在本案中许某被侵犯的权利不在上述之列,因此,许某要求周某和徐某精神损害赔偿的要求没有法律上的依据。
    综合来看,本案的审理判决过程中,法院将周某和徐某的行为性质认定不清,仅仅用“欺骗”一词,表意不明确,且许某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要求被拒绝,理由仅仅是法律上没有依据,因此这个判决不是很有力。杨立新老师对本案的看法也存在很多误区,在综合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本案不能被认为是一种欺诈行为。最恰当的做法是将本案作为不当得利案件来处理,同时也能够合理地得出本案中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结论。同时本法律意见书还认为,由于婚前同居现象的普遍化,当前此类案件可能会比较多发,因此我国需要在婚姻家庭法上进一步完善有关非婚生子女认定及相关责任承担的制度,以此完善我国婚姻家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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